1982年，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廖承志写了一封公开信给蒋经国，当时大陆官媒很是熙熙攘攘了一番，被称为“廖公不计前嫌，虚怀若谷，令万民仰慕，赞誉不绝，而致蒋信亦成为中共开拓和平统一大道的一座辉煌的里程碑。从写作角度评价，致蒋信堪称上品佳作。析事论理、表情达意、布局用语及格式规范等皆恰到好处，令人叹服。”但后文如何，就没有人提了。事实上，当时的蒋夫人宋美龄也是回了一封公开信给廖承志的，但内容实在太尖锐了，大陆也就只好装作不知道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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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人们的印象中，杜月笙是民国年间上海滩的黑社会老大，而中国红十字会则是一个全球性慈善机构。既然如此，杜月笙怎么会担任中国红十字会副会长，并将“人道、博爱、奉献”的红十字精神发扬光大呢？
要回答这个问题，还应该从他的身世说起。杜月笙自幼父母双亡，少年时代就流落社会，当了学徒。因为无人管教，他经常与流氓地痞为伍，并拜在青帮的小头目陈世昌门下。由于机灵敏捷，善解人意，再加上陈世昌的引荐，他很快受到上海滩头号“大亨”黄金荣的赏识。不久，杜月笙成为黄在法租界开设的三大赌场之一“公兴俱乐部”负责人。后来，杜月笙又成立“三鑫公司”，垄断了上海法租界的鸦片买卖，与黄金荣、张啸林并称为“上海三大亨”。
有人说，在“上海三大亨”中，“黄金荣贪财，张啸林善打，杜月笙会做人。”正因为如此，杜月笙经常把开赌场、贩鸦片得到的不义之财用在两个方面。一方面是与社会上层人士交往，从政治要人、商界巨子、文人墨客到帮会骨干，几乎面面俱到。比如下台总统黎元洪、著名学者章太炎、帝制推手杨度、著名律师秦联奎等等，都成了他的座上客。为此，他得到一个“当代春申君”的雅号。黎元洪的秘书长饶汉祥还用一副对联表达对他的敬意：“春申门下三千客，小杜城南五尺天”。另一方面，他特别注意对社会底层的救助。多年来，杜月笙总是买下大量预防传染病的药品，送到浦东老家免费发放。遇到天灾人祸，他要组织赈济救助；遇到劳资纠纷，他会维护工人利益。
上世纪30年代，杜月笙认为单纯依靠“开香堂”收徒弟的传统方式已经不能适应青帮发展的需要，同时也限制了各路英雄投奔他的门下。为此，他以“进德修业，崇道尚义，互信互助，服务社会”为宗旨创办恒社。恒社是一个民间社团，它最初成立时只有130人，后来发展到500多人。这些人分布在政治、经济、文化、新闻、电影等领域。不久，他还担任中国红十字会副会长、中国通商银行董事长等职务。
1937年8月日本侵略者进攻上海，中国守军奋起抗战。杜月笙以红十字会副会长的名义，联合各团体组成上海市救护委员会，共救出受伤军民4.5万人左右。随后，他把募集到的150万元捐款和毛巾、罐头、香烟等大量劳军物资送到前线。此外，他还应潘汉年的要求，从国外进口了1000套防毒面具，送给八路军使用。没想到新中国成立以后，杜月笙逃到香港，潘汉年则以汉奸的罪名被投入监狱。
南京沦陷后，中国红十字会总会撤到汉口。杜月笙在汉口成立临时救护委员会，将3000多名专业人员组成100多支医疗队奔赴前线。据统计，至抗战结束，中国红十字会救护的军民总数达到260万人。这一成绩固然与红十字会广大工作人员的努力分不开，但杜月笙的领导作用不容忽视。
后来，杜月笙随中国红十字会迁移香港，继续从事战时人道主义工作。当时海外侨胞为抗战捐助的物资，都由杜月笙接收运往汉口或重庆。与此同时，杜月笙还与戴笠合作，搜集沦陷区的情报，布置锄奸策反活动。据说上海另一帮会头目张啸林投敌后被暗杀，就与杜月笙有关。另外，轰动中外的高宗武、陶希圣脱离汪伪集团并公布“汪伪密约”事件，也是杜月笙和戴笠共同策划。
太平洋战争爆发后，日军占领香港，杜月笙撤回重庆，继续主持中国红十字会工作。抗日战争胜利后，他返回上海，高票当选为上海市参议会议长。据说因没有得到国民党支持，他很快辞去这一职务。1949年5月，杜月笙携全家逃到香港，并于1951年在当地病逝，终年63岁。
纵观杜月笙的一生，至少给人以下启示：
第一，就个人而言，幼年的生活环境对一个人的成长影响很大。假如杜月笙生活在一个美满幸福的家庭，从小接受良好的教育，他就不会过早地浪迹江湖，流落社会，去干那些开赌场、卖鸦片的勾当。即便如此，他也有仗义疏财、扶危济困、崇尚儒雅、维护治安、报效社会的良好愿望。由此可见，绝不能用京剧脸谱的模式来评价历史人物。
第二，从社会来看，好的制度可以让坏人变好，坏的制度可以让好人变坏。中国历史奉行所谓“小政府、大社会”的制度模式，县级以下的管理完全依靠社会力量。在这方面，地方乡绅、民间社团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，即便是在租界林立的上海也不例外。杜月笙与青帮、恒社以及中国红十字会的关系，都充分说明民间社团在和平时期有维护社会稳定的功能；到了战争时代，则有募集钱物、团结民众和一致对外的作用。
第三，回顾历史，是为了面向未来。但所谓历史，必须真实、可信，绝不能虚构、伪造。杜月笙的经历告诉我们，只要是人，包括由人组成的一切机构，都不可能完美无缺、不犯错误。犯错误不可怕，可怕的是把自己打扮成人间圣人、绝对正确。
第四，杜月笙认为：“沦陷时上海无正义，(抗战)胜利后上海无公道。”他还说：“人活在世上要靠两样东西，胆识和智慧。”因此，为了社会的正义和公道，每一个人都应该扪心自问：“面对这样一个时代，我有没有胆识和智慧？”
朱清时。 【这45个青年拿他们一生的前途来参加我们的教改实验，现在突然叫他们去参加马上要举行的高考。成绩好不好姑且不说，回去参加高考就是回到了体制内，实验还有什么意义。】
核心提示：这是专栏作家托马斯 L. 弗里德曼替中国国家安全部给胡锦涛所做的汇报。
来源：《纽约时报》，2011年6月4日，http://goo.gl/stiwC
作者：THOMAS L. FRIEDMAN
译者：匿名
校对：南山
自：国家安全部
致：胡锦涛主席
主题：阿拉伯之春
敬爱的胡主席：您要我们对阿拉伯之春做出评估。我们的结论是：阿拉伯世界发生的数起革命中，包含了一些对中国共产党的统治非常重要的教训，因为这些连锁事件揭示出了一些新的东西，即21世纪的革命是什么样的；同时也表明了一些甚为古老的东西，即革命为什么会爆发。
让我们从新的开始说。就在2000年前后，世界达到了一种高度的互相关联性，结果将世界经济扁平化了。这一互相关联的网络是建立在个人电脑、光纤、网络和互联网服务器的扩张之上。这一平台的存在，让波士顿和北京、或底特律和大马士革变成了对门邻居。它将20亿人加入到一场全球对话之中。
先生，当我们聚焦于美国的衰退上时，世界也从“互联”走向了“高度互联”。它已经将波士顿、北京和今天内蒙古的包头联系在了一起。这种高度穿透的网络是建立在更为智能的手机、无线宽带和社交网络之上。这一新平台是如此便宜又如此便携，让另外的20亿人从越来越遥远的地方也加入到这场对话中。
放在中东的语境里，先生，这一新的平台已经将底特律和大马士革和达拉联系了起来。哦，您问达拉是什么地方？这是叙利亚的一个边境小镇。自从在叙利亚的起义爆发后，那里的居民就不断录制视频、发推和到脸书上发帖，历数当局的残暴。
先生，此时整个世界已经高度互联，所谓的“本地”已经不存在了。任何一个国家最遥远的角落里发生的事都会立刻登上这个全球平台，并被分享。当掌上电脑连上网，再有一个搜索引擎，就可以让任何人找到他们感兴趣的东西。而智能手机连上网，再加上脸书，就能让任何人找到对他们感兴趣的其他人——然后他们就可以沟通，分享不满和抱负。
阿拉伯的独裁者们可以一手遮天地控制国有电视和收音机、将所有信息屏蔽在人民之外的日子已经一去不复返了。叙利亚不可能切断手机通讯网络，就象它无法关掉电网一样。
先生，想一想这个：叙利亚已经封锁了所有的外国电台，包括CNN和BBC，但是如果你能够上Youtube并且键入“达拉”，你就能看到最为生动的、最及时的叙利亚政府进行镇压的视频。这都是通过叙利亚人的手机或者便携式摄像机拍摄，然后上传到YouTube或者新建的网站，如Sham新闻网上。再没有什么能够被秘而不宣。
我们在阿拉伯之春中看到的第二个趋势是“卡尔森定律”，这最初由位于硅谷的斯坦福国际研究所CEO科特斯·卡尔森（Curtis Carlson）提出的。他说，在一个很多人都能受教育，并有着唾手可得的创新工具的世界中，自下而上的创新虽然显得混乱但其实很聪明。而自上而下的创新或许表面秩序井然，但实际非常愚蠢。卡尔森说，结果是，如今的创新源泉在向下移动，更加贴近人民，而不是向上移动。因为众人的智慧会强于任何个体，而所有的人现在都有了可以创造和合作的工具。
埃及的穆巴拉克政权太过愚蠢，动作也太过缓慢，无法控制骚乱。解放广场的革命家们是智慧的，但也是混乱的，群龙无首。因此，今天无论是公司还是国家的领导者都要能够激励、发掘、促进、然后改良和融合所有自下而上的创新。但这就需要给予底层更多的自由。您理解我的意思了吗？
但这还不仅仅只是科技的问题。正如俄罗斯的历史学家里昂·阿龙（Leon Aron）注意到的，阿拉伯国家的起义和1991年俄国的民主革命在一个关键方面非常相似：它们非关自由和食物，而是与“尊严”息息相关。参与者都有着一种深切的渴望，即：可以自主掌控他们的生活，可以被当作是公民——国家不能一时兴起，就给予和夺走作为公民的义务和权利。
如果您想知道是什么引发了革命，其原因不是GDP的涨跌，而是阿龙所说的对“尊严的需要”。我们总是夸大人们对GDP的需要，低估他们对理想的渴望。而突尼斯革命的口号就是“尊严比面包重要”。阿龙说：“点燃革命的导火索总是是对尊严的诉求。当今的科技只是让革命之火一旦点燃，便更难扑灭。”
我们在中国也需要记住这一点，先生。我们应该为中国人民的生活水平的提高而感到骄傲。很多人都对此心存感激。但这不是他们生活中的唯一——在某些时刻甚至不算至关重要。阁下是否理解这一点呢？
他们相信天堂是有的 @无事小神仙2430：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最早看清苏俄本质的人不是胡适，而是徐志摩；20年代徐去英国途径莫斯科写的【欧游漫录】中这样评价苏俄的马列主义者：“他们相信天堂是有的，可以实现的，但在现实世界与那天堂的中间隔着一座海，一座血污海，人类泅得过这血海，才能登彼岸，他们决定先实现那血海。”多深邃的目光！ @雾满拦江：徐志摩有两件事让人刮目。一是去英国途经莫斯科后写《欧游漫录》，一是回国后负责《晨报.副刊》时主持关于苏俄问题讨论。在《晨报.副刊》讨论时，徐志摩批评当时赞同苏俄教育的胡适：“苏俄教育几乎完全是所谓的主义教育，或是党化教育；拿马克思与列宁主义来替代耶稣，拿资本论一类的书来替代圣经。”
